如今的女校究竟有何存在的必要？我很茫然。一种历史现象，当它的历史使命完成之后，应该说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。女校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，当然应当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沉淀下来。但现在的情况好像令人有点失去方向。
女校是对男女不平等现状的反拨。不要说中国，欧美发达国家，女权运动那么发达，女校照办不误，难道社会真的那么不平衡？恐怕未必。
有一种可能，是我们出于对于历史的尊重，沿其旧制，既无不可，又无伤大雅。还有一种可能，是出于对相对弱势群体的保护。而所谓的“保护”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其功能在退化或转化，似乎在“保护”某种形式，甚至是一种固有的观念。
女校的出现，本质上是开放意识作用的结果，然而在实践中，又不可避免地掺入了一些和人的原意不太合拍的因素。比如对于女生在社交方面的限制，以及在前途和择业方面的设计，都有可议之处……
但不管怎样，女校对于社会所作的贡献，有目共睹，中西女中贡献了宋庆龄、北京女师大贡献了许广平、贝满女中贡献了冰心、北京女师贡献了庐隐、圣玛利亚女中贡献了张爱玲、苏州女师贡献了吴健雄、金陵女子大学贡献了吴贻芳、上海平民女学贡献了丁玲……至于著名的金陵女大的办学成果，决不在一般大学之下，它先后为社会培养了999名毕业生，被誉为送给社会的“999朵玫瑰”，美国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走出中国的宋美龄和美国的希拉里、奥尔布莱特等风云人物，更是不可小觑。
存在即是合理，是一句很有歧义的话，但不可否认，女校在上海的命运，历100多年而不亡，现在(如市三女中)还很热门，说明它还有值得人们信赖和期待的地方，不管是出于安全、伦理或教学方面的考虑。
日前，本报一则简讯，报道了上个世纪30至40年代沪上足球名将韩龙海逝世的消息，使我回忆起韩龙海的太太，我青年时代的同学与好友李慧琴。
我和李慧琴同学于上个世纪30年代，位于徐家汇的法国天主教会学校——启明女中。当时读书的学费一学期总在200多块银元，包括食、宿及春秋两季的校服。这在那时是个不菲的数目，好在我父亲沈鹤泉在经营一家书局，使我有机会能进这一贵族女校。记得当时学校里有篮球场、网球场，学校后面有花园，草坪上还有2只秋千架，教室的四楼有一排琴房。班上有近30名同学，上课的内容有语文、政治、数学、体育，外语学法语与英语等，还有一些选修课，如钢琴、油画、刺绣等。课桌是斜面的，连着椅子。
